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面向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的发展准则和运行机制。而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不仅预示着它与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支持、资源供给和观念引导。
知识经济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它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在这一新的经济形态中，由于知识和智力资源将上升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首要的要素和资源，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将上升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支柱，知识经济在本质上凸现出了一种能够满足当代之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基本特征和性质。知识经济可以使传统产业得到有效的改造，大大地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极大地扩展人类在资源利用上的方向和范围，使经济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大大地向外扩展；可以极大地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更有效地维系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生活的动态均衡秩序；可以提升人们在认识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保护环境和抗御灾害方面的能力，极大地减少各种自然灾害、社会张力和社会问题等所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可以认为，正是由于知识经济的这种内生的可持续性特征的呈现，导致了人类能够通过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来有效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难题并寻求具体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与路径。如果我们把社会可持续发展看成是社会结构在物质、制度和文化这三个层面上所展开的一种整体性正向变迁过程的话，那么当代勃兴的知识经济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效应已经在这三个层面上开始明显而普遍地表现了出来。
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层面中，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从生产力的诸要素来看，知识经济的渗透和影响是明显而深刻的：科技知识型的人员正在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者，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和智能型网络化机器体系正日益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工具，再生型和扩展型的知识和信息资源正在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等为基本组成要素的信息技术成果不但为现代管理提供了科学的工具和手段，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通过网络技术所建构出来的新的生产和营销管理制度，如国际互联网、管理信息系统、电子订货系统和商业增值网等。在这一系列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所催生和造就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制度规范而形成的新经济行动空间中，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内容和形式都将发生极大的转换和跃迁。
在知识经济突起的背景下，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作为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本核心的相互依赖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动态的高新技术发展与静态的制度存量之间的冲突与适应，导致了各种社会制度的概念、规范、组织和设备系统被更符合可持续发展之目标要求的内容慢慢地置换与替代。具体来看，一方面，作为知识经济之首要依托的高新技术正在成为社会系统的内生变量并对既存的制度规则或制度存量的渗透日益深入。也就是说，制度存量会对知识经济及其扩展构成一种限制或约束，从而使知识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制度依赖和路径依赖的性质，使它能够顺利地整合进既存的社会制度框架之中，并渗透到制度的各个层面上去。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及其发展所建构出来的新行动规则，将以一种知识或技术潜在的形式构成与既存制度不同的制度增量。随着这种制度增量的不断积累和功能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也会慢慢地渗透到既存制度框架之中，使社会制度不但发生一种吸纳新的知识或技术潜网的功能，而且也导致其建立一种补偿结构和机制。这种吸纳和建立补偿机制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制度及其组成要素在知识经济的促动下不断建构自身的可持续性的过程。
文化价值规范是一种包括社会制度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规范体系，是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文化价值规范一经积淀下来，就不仅构成社会系统最深层的独立层面，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节奏和步伐。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任何新的内生或外生因素对文化价值规范的渗透都是最为缓慢而艰难的，相对于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变迁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总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以及其巨大的功能效应的突起，文化价值规范的变迁速度和强度与过去相比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各种高新技术通过对人们社会行动选择项目内容的更新渗透到文化价值规范之中。增加和更新了人们社会行动的选择项目，并为之塑造了新的方向和契机。另一方面，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社会行动方式时也增添了新的选择性项目，比如，网上购物、网络银行和网络会议等新技术成果的出现，使得人们之间社会互动的范围和形式得到大大的扩展。这样一来，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就不再是维系人们社会互动的惟一形式，进而也就使得在这样一种关系基础上所建立的文化价值规范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知识经济的影响逐渐地渗透到了文化价值规范体系之中，这必然成为促动文化规范走向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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